如何治療單純性肥胖癥
單純性肥胖癥可通過調整飲食、增加運動、行為干預、藥物治療、手術治療等方式改善。單純性肥胖癥可能與遺傳因素、不良飲食習慣、缺乏運動、內分泌失調、心理因
近日，銀河證券發布研報表示，醫藥工業品集采持續推進，仿制藥集采對行業的影響或已接近尾聲。
根據這份報告，國家醫保局目標是實現國家和省級集采藥品數合計達450個，前七批國采已經近三百個品種，加上各省集采、省際聯盟等，預計第八批國采后尚未集采的仿制藥品種已所剩不多，集采對仿制藥的沖擊基本結束。
一轉眼，中國遇上“集采”，已經進入第六個年頭。人們對集采已經司空見慣時，其過去的篇章卻要結束了。很多人開始困惑，這是否意味著集采這件事將不再或減少發揮出影響力。
想要探究出這個問題，需要從集采的起點開始觀察。2018年12月7日，是中國醫藥行業值得銘記的一個日子。在這天，中國第一次藥品集中帶量采購正式開展。
這個以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重慶（4個直轄市）和沈陽、大連、廈門、廣州、深圳、成都、西安（7個副省級城市）組成的“4+7”集采試點，一經亮相震驚業界。這刷新了人們對中國藥品“含水量”的認知。
談判下來，各大藥企紛紛“認慫”，總體25種藥品平均降價52%。最典型的莫過于正大天晴，降價96%拿下了乙肝抗病毒藥物恩替卡韋分散片的中標權，這還僅僅是“險勝”，只比另一家藥企的報價高出了幾分錢。
自此之后，藥品集采一路所向披靡，國內藥企可以用聞風喪膽來形容。沾邊的上市公司股價一路下跌，幾乎沒有盡頭。
盼望藥品集采結束者，自然會將現階段視為一個終點而不是節點，但問題是，涉及到十數億人民計民生的重要制度，并不會因階段性的完成任務而終結。
仿制藥處方量占比88%，銷售額占比卻高達58%。
2023年1月17日，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顯示，2022年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439733億元，比上年下降0.2%，消費下行明顯。眾多商品零售門類中，煙酒類消費依然堅挺，零售總額為5046億元，同比增長2.3%。
可對比煙酒，漲幅更高的是中西醫藥品類，全年漲幅12.4%。去年12月份，在疫情防控政策變化以后，月度藥品消費漲幅更是高達39.8%。
“吃藥”在國人生活中，成了比“抽煙、喝酒”更重要的頭等大事。
可見藥品集采作為行業的重要政策，并非心血來潮的靈機一動，而是帶著使命而來：填平中國醫藥中的“仿制藥陷阱”。
中國藥品市場中，仿制藥向來是市場的主導力量。我國藥品批準文號高達18萬個以上，其中95%以上是仿制藥，妥妥的仿制藥大國。
可惜的是，林子大了，鳥卻不行。
首先是仿制藥質量低下。在歐美市場，對于超過專利期的藥品，藥廠多會主動降價，否則就要被療效相當的仿制藥占領市場。比如經典的“藍色小藥丸”萬艾可在專利到期后，在泰國降價約30％；澳大利亞每粒售價不到20元人民幣。2014年，萬艾可在中國市場的銷量不降反增，增幅達47％。
原因在于，中國的仿制藥“不給勁”??！
2015年之前，我國幾乎沒有推行仿制藥與原研藥等效的一致性評價工作，導致仿制藥的療效一言難盡。因此，許多國外藥品專利失效后，在中國市場仍然賺得風生水起。
其次，仿制藥質次而價貴。仿制藥價格低廉本應是全球共識。比如在美國，仿制藥處方量占比超過90%，銷售額占比不足20%；在日本，仿制藥處方藥數量是原研藥數量的2倍多。銷售額僅為原研藥的不到1/5。
而在我國，仿制藥處方量占比88%，銷售額占比卻高達58%。仿制藥是不是值這么多錢？巨大的財富去到了哪里？成了社會心照不宣的秘密。
這直接導致了第三個問題，大家做仿制藥，都是在玩銷售，沒人在乎科技含量和真實效果。
藥品集采之前，國內需要進行一致性評價的藥品多達4000個品種，但其中不到300種的基藥品種，卻囊括了高達70%的文號。
何為基藥品種？指能夠滿足基本醫療衛生需求，劑型適宜、保證供應、基層能夠配備、國民能夠公平獲得的藥品。這類藥品的特點是生產工藝成熟。翻譯過來就是：技術含量低。
于是，無數的廠家涌入低門檻的品種上瘋狂“掘金”。根據2016年健康時報報道，通過對樣本醫院3年間藥品銷售使用情況分析，21個品種有超過100家生產企業產品上市流通，70個品種均有50—99家生產企業產品上市流通。
那個時候，弄下來一個批號，搞定幾家醫院，賺得盆滿缽滿的亂象，比比皆是。整個行業的“坑”，由此也越來越大。
藥品集采于是應運而生，針對這個坑精準指導：
首先，藥品集采要求藥企進行一致性評價，品質要對標原研藥品，提升藥品質量，否則無法入場游戲。
其次，集中帶量采購，走的是直采模式，沒有中間商賺差價，擠掉藥價當中的水分。
第三，以價換量的路子勢必帶來市場集中度的提升，使醫藥企業要么擴大規模降低成本以量換利，要么加大研發做創新藥。
而不管是哪種情況，都會催生“強者游戲”，有規模的大型企業更快占據市場，行業魚龍混雜的草莽年代。
藥品集采將作為一項基礎的、長期性的制度而固定下來。
如何將藥品價格降下來，是每個國家藥品監管部門的必修課題。
而集采這種形式，不光是在中國獨有。
美國市場中，由于仿制藥大多是直接賣給藥品批發商，因此美國醫藥行業市場中存在著保險公司、PBM（藥品福利管理）等多種向批發商“砍價”的機構。其中，GPO（藥品集中采購組織）存在有100多年的歷史。它通過聚集采購量、與制造商或者批發商進行折扣協商等方式，來達到節省醫療機構費用的目的。
2013年以來，美國仿制藥處方量占比在上升，但銷售額占比在下滑，2016年起仿制藥市場規模開始萎縮，2018年為美國節省醫療開支達2650億美元。
日本歷史上也經歷過藥品集采。20世紀80年代，日本政府通過行政命令推行醫保控費，對醫保目錄內的藥品進行大幅度的降價，之后經過幾度調整，基本以兩年一降價的形式固定下來。
而這樣強制降價的代價就是，日本醫藥行業進入漫長的緩慢增長區間，并且醫藥企業數量大幅度減少。
當然美國、日本等國家和中國國情并不相同。
美國和日本的醫療衛生領域中，私立醫院是中堅力量。日本醫療機構總數有近18萬家，其中大多數是小診所，以私立為主。
根據厚生勞動省2022年5月公布的報告，在日本全國8273家醫院中，公營醫院、國立醫院、國立大學附屬醫院等公立性醫院合計占比約18.4%，病床占比不足30%。
根據每日經濟新聞報道，公立醫院占全美醫院總量的15%；私立醫院占85%。從服務人數來看，美國公立醫院提供的醫療保障服務人群占到全美人口的27%，而私立醫院提供的醫療服務覆蓋人群則占到全美人口的58%。
其他國家諸如德國私立醫院占到所有醫院的七成，印度2010年私營醫院的比例達到78%。
相比之下，中國醫院的“中國特色”明顯：以公立醫院為絕對主力。
國家衛健委發布的《2021年我國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統計公報》數據顯示，2021年末我國公立醫院數量為11804個，僅占所有醫院數量的32.2%。但是：
2021年，我國醫院床位數量為741.3萬張，其中公立醫院床位占70.2%，是民營醫院床位數量的占2.4倍；
2021年，我國公立醫院人員數量為646.1萬人，是民營醫院人員數量的3.2倍，占所有醫藥人員數量的76.2%；
2021年，我國公立醫院衛生技術人員達552.4萬人，是民營醫院的3.5倍；
2021年，我國公立醫院診療人次為32.7億人次，是民營醫院的5.4倍；
2021年，我國公立醫院病床使用率為80.3%，是民營醫院的1.3倍。
有人曾經質疑，藥品集采是中國向計劃經濟時代的倒退。但如果換個角度看，其實恰恰相反。“公”字頭領銜的醫療服務體系之下，使國家力量在醫療資源的支配上擁有主導力量，從而形成一個“天然甲方”。甲方利用海量的需求優勢來進行供應方的優化篩選，這恰恰是市場經濟的供求關系的正常體現。
實際效果也證明了，這是一條卓有成效的創新之路。
2021年9月，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《關于印發“十四五”全民醫療保障規劃的通知》，其中指出到2025年各省以上的藥品集中帶量采購的品種要達到500個以上。
這也意味著，藥品集采將作為一項基礎的、長期性的制度而固定下來。
而這條路，遠不止于藥品。
2023年3月5日公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，五年來，推行藥品和醫用耗材集中帶量采購，降低費用負擔超過4000億元。
這里面除了熟悉的藥品集采，還提及了醫用耗材集采。2020年11月5日，國家首批醫用耗材集采在天津產生擬中選結果。與2019年相比，相同企業的相同產品平均降價93%，國內產品平均降價92%，進口產品平均降價95%。按意向采購量計算，預計節約相關費用109億元。其中，冠脈支架價格從均價1.3萬元左右下降至700元左右。
除了醫療衛生方面的集采，政府主體作為采購方還有很多領域，都有類似于的集采行為。
比如，廣東將“政府債集采”，把原來散落在各區縣的隱形債務，統一劃歸到省里面進行統一的招投標。各金融機構面對實力強勁的廣東省政府，只能用近乎不賺錢的價格爭奪廣東的千億大單，帶動廣東的發債成本直線下滑。
還有，石家莊政府對共享單車占用公共資源有償使用權進行公開招標等等。
行政權力和市場競爭從來不是親密無間的“好友”，但也絕對不是勢同水火的“仇敵”。對涉及民生福祉的公共服務來說，諸如藥品集采這樣的行政介入，本身就是其職能的一部分。這是中國經濟的特色之一，也必將是條值得深入探索和延續的路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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