優(yōu)伶是優(yōu)和伶的合稱，在中國古代，用以指稱那些以音樂、歌唱、調笑嘲弄、百戲雜技和戲曲表演等為職業(yè)的人。
以優(yōu)作為一種職業(yè)名稱，春秋時期就已確定。
何謂優(yōu)？優(yōu)，調戲也。
優(yōu)者，戲名也……戲為可笑之語，而令人之笑也。
由此可見，所謂優(yōu)，其本義是一種調笑戲弄的行為，專門從事此種行為的人亦稱之為優(yōu)。
伶是由傳說中黃帝時代的樂官伶?zhèn)惗妹@是一位傳說中的大音樂家，相傳黃帝曾命其制音律，所以后人便把專門演奏音樂的一類藝人稱為伶人，或者稱為伶優(yōu)。
先秦時期，優(yōu)與伶還未連綴成一詞，兩者是有區(qū)別的，優(yōu)一般分為俳優(yōu)和倡優(yōu)，俳優(yōu)是指以詼諧嘲弄供人取樂的一類藝人;倡優(yōu)則指歌舞、奏樂一類藝人;而伶是專指演奏音樂的藝人。
到了漢代，優(yōu)和伶開始并稱，成了對歌舞、音樂和百戲滑稽為業(yè)的藝人的統(tǒng)稱。
宋以后，隨著戲曲藝術的逐漸成熟，優(yōu)伶就主要指稱戲曲演員了。
古代戲曲是一個非常復雜的藝術系統(tǒng)，它的成熟的藝術形態(tài)和藝術體制至少包括如下四個方面：宋元南戲、元雜劇、明清傳奇和地方戲。
而演繹這些劇目形式的人，就是優(yōu)伶，也就是戲子。
優(yōu)伶是奴隸制的產物，是作為統(tǒng)治者的娛樂工具而產生的，優(yōu)伶是奴隸主的附庸，據史書記載，古代的奴隸主都對歌舞有著特殊的喜愛。
傳說中國古代第一位奴隸主啟就是這樣一位人物，喜歡以音樂舞蹈來尋歡作樂，他常常飲酒于野外，為了助興，經常帶許多的家奴為其歌舞。
秦漢以后，優(yōu)伶已不再僅僅是君主和貴族階層的專利品，他們表演已開始面向廣大的民眾，這一行業(yè)也逐漸形成。
由于宮廷音樂的沉悶，一些貴族便開始招收民間藝人，開始蓄養(yǎng)精于百戲的優(yōu)伶以供其聲色之娛。
優(yōu)伶表演的內容也突破了純歌舞的性質，融入了比較強烈的故事性。
此后，大凡是在戰(zhàn)爭相對少的年代，優(yōu)伶這一行當就會有更多人參與。
然而，優(yōu)伶不是好混的，與今時今日的演員不同的是，他們所處的地位非常低下，甚至不如娼妓。
焦里堂《劇說》里有這么一段記載： 周挺齋論曲云，良家子弟所扮雜劇，謂之行家生活。
倡優(yōu)所扮，謂之戾家把戲，蓋以雜劇出于鴻儒碩士，騷人墨客，所作皆良家也。
彼倡優(yōu)豈能辦此？故關漢卿以為非是他當行本事，我家生活，他不過為奴隸之役，供笑獻勘以奉我輩耳;子弟所扮，是我一家風月。
雖復戲言，甚合于理。
又云，院本中有唱夫之詞，名曰綠巾詞，雖有絕佳者，不得并稱樂府。
如黃幡綽、鏡新磨、雷海青，皆古名倡，止以樂名呼之。
亙世無字;今趙明鏡訛傳趙文敬、張酷貧訛傳張國賓，皆非也。
這段話不太容易明白，但是這么幾條信息還是很明顯的。
一樣寫劇本，伶人寫的，無論怎樣好，總不能和文人寫的比。
一樣扮演，伶人的不是生活，而是把戲，沒有本身的價值，只能恣士大夫階級的笑樂。
不但一般人這樣瞧不起伶人，就是首屈一指的大作劇家關漢卿也未看不起。
從古以來，伶人只能有伶人的綽號，不許有正式的名字。
倡優(yōu)并稱，原是一種很古老的習慣，但稱謂上優(yōu)既列在娼后，事實上優(yōu)的地位也并不及娼。
據說以前在相公的風氣很盛的時代，伶人對妓女相見時還得行禮請安。
理由是妓女一旦從良，前途還有受誥封的希望，做戲子的連這一點都沒有，所以就永遠沒有翻身的日子。
這里大家可能會想到一個特例，就是李存勖。
公元907年，朱溫稱帝，建立梁朝。
這時，在北方還有兩個較大的割據勢力，一個是幽州的劉仁恭，一個是河東的晉王李克用。
其中，李克用與朱溫自唐末便結下了怨仇，雙方屢次發(fā)生戰(zhàn)爭，但誰也無法消滅對方。
李克用去世后，他的兒子李存勖繼承了職位。
李存勖作戰(zhàn)十分勇敢，帶兵打仗經常是身先士卒，每次出兵時，他都帶著射死李克用的箭，提醒自己報父仇。
他跟梁軍打了幾次大仗，把五十萬梁軍打得大敗而逃。
朱溫又惱又羞，一病不起，被兒子殺死了。
朱溫死后，他的兒子梁末帝又跟李存勖打了十來年仗。
不得不說，李存勖在軍事上還是有一定能力的。
公元923年，李存勖終于滅了梁朝，統(tǒng)一了北方，他即位稱帝，改國號為唐并建都洛陽。
這就是后唐莊宗。
稱帝后，李存勖認為父仇已報，中原已定，于是不再進取，不理朝政。
他喜歡看戲唱戲，并自取藝名為李天下。
他對伶人的寵信到了什么地步？有一次他上臺演戲，連喊兩聲李天下，一個伶人上去扇了他一個耳光，周圍人都嚇得出了一身冷汗。
李存勖生氣地問為什么打他。
伶人回答說：李天下的只有皇帝一人，你連叫了兩聲，還有一人是誰呢？唐莊宗聽了樂滋滋的，不但不生氣，反而予以賞賜。
然而，最讓后世口誅筆伐的是，他封賞伶人做刺史，還派伶人刺探百官的言行，最終鬧了個眾叛親離，兵變致死。
這是不是意味著在這一時期，伶人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呢？其實，我們仔細看看后世評價就能知道，在李存勖喪失人心的事件里，伶人扮演的角色就如同我們所講的宦官干政，而最讓后人不能接受，則是伶人當了官。
為什么會對伶人當官如此介懷呢？這還要說道，在古代，伶人地位非常低，終身不能當官的。
科舉制度，對于中國男性文士來說，乃是一個至為重要的事情，這也是貧寒子弟唯一可以改變現(xiàn)狀從政的途徑。
而這一途徑，對于伶人來說，是堅決不允許的。
政權系統(tǒng)以強力的方式，將伶人徹底擋在了從政脫貧的大門之外。
元代法令規(guī)定：娼優(yōu)之家，及患廢疾，若犯上惡、奸盜之人，不許應試。
明代也有規(guī)定：近來奸徒利他處寡少，詐冒籍貫，或原系娼優(yōu)隸卒之家，及曾經犯罪問革，變易姓名，僥幸出身，訪出拿問。
清代順治九年規(guī)定：娼優(yōu)隸卒之家……僥幸出身，訪出嚴行究問黜革。
乾隆三十五年，又有規(guī)定：查娼優(yōu)隸卒，專以本身嫡派為斷;本身既經充當賤役，所生子孫，例應永遠不準收考，其子孫雖經出繼為人后者，終系下賤嫡裔，未便混行收考，致啟隱匿冒考等敝。
上述法令基本可以看出，伶人家族已經同患廢疾、犯上惡、奸盜之人、隸卒之家等一樣，都是類賤、地卑。
如果有伶人曾經使用各種非法的手段參加科舉考試，成功及第，僥幸出身，只能用變易姓名等手法，冒著極大風險以身相試。
但這些僥幸出身者，一經查實，則會遭到嚴厲地處罰。
而且，不但伶人不可以參加科舉，伶人的子孫世世代代都被剝奪參加科舉的權利。
嚴苛嗎？這還不算最過分的。
娼妓尚且可以從良，甚至可以成為官員夫人，有的命好的還能封個誥命，比如秦淮八艷之一的顧橫波。
然而，到了伶人這里，要是想通過結婚改變自己的命運，會有可能觸犯法律。
在中國封建社會中一直是奉行良賤不婚的，秦漢時期，即已經形成了如此觀念，凡民男而婿婢謂之臧，女而歸奴謂之獲。
良民若同賤民通婚，也將淪為賤民。
魏晉南北朝時期，則用法律條文將這種婚姻禁忌固定下來，而到隋唐時期，良賤不婚的法律體系已經相當完備和系統(tǒng)。
唐律規(guī)定，對于良賤通婚，一概不予承認，實行強制離婚;良賤違法通婚，視其情節(jié)輕重，分別給予杖一百到徒二年的懲處;賤民內部的不同等級之間不準通婚，如果違犯，其中情節(jié)最嚴重的，將受到徒一年的懲罰;奴婢本人及其子女的婚事應由主人決定，如果自行做主，按盜竊罪論處。
宋代是封建婚姻制度發(fā)生重大變革的時期，但是，對于良賤不婚禁忌仍然基本延續(xù)，并且，對于良賤違法通婚所生子女如何處理作了補充規(guī)定。
出于這些規(guī)定，伶人基本都是族群內部解決婚姻。
《儒林外史》二十七回，戲班領班鮑廷璽娶了一個二婚闊太太為妻，她原來以為鮑廷璽是個舉人秀才，但是，聽說他是一個戲班領班后，馬上昏厥過去，得了個失心瘋。
這是文學作品，也許有藝術夸張的成分，不過，在近代和現(xiàn)代的現(xiàn)實生活中，也有著同樣的悲劇情節(jié)。
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楊月樓誘拐案，即為一個案例。
它發(fā)生在同治十二年，即1873年，1874年2月24日的《申報》對此曾有詳訊： 優(yōu)伶楊月樓因誘匿韋氏閨女被控，疊經本館將訊辦情由，先后列諸前報，并有局外人再三辯駁，均經發(fā)刊。
韋女之被誘，乘其父客他鄉(xiāng)，因家長不愿收領，早已發(fā)交善堂擇配。
乃收禁之楊月樓，現(xiàn)在已經邑簿錄供通詳，奉到各大憲批示，飭為議擬究辦。
緣事出誘拐，遂查依誘拐之律擬予軍遣，不日即詳解省郡，聽候上憲提勘。
一經問實，則四千里塞外之風塵，雖楊月樓江湖浪蕩，辛苦備嘗，恐難消受。
楊月樓因為大膽追求粵商女兒韋阿寶，竟然被法辦。
楊月樓與韋阿寶未婚而先奸，雖然韋阿寶的母親供認以曾行許配，但是，她的父親并不知道。
更為重要的是，楊月樓身為一伶人，定例良賤不可為婚，總總不合事理，楊月樓乃犯通奸罪，而且，官府對于楊月樓用以極刑，打腳脛二百之多，吊拇指也半日之多，以天平架重壓頸項，幾乎不能呼吸，而又加之以杖責，定要將他問成誘拐。
楊月樓曾為慈禧太后演出，在京、滬享有盛名。
1888年入升平署，供奉內廷，兼領三慶班。
雖說在案發(fā)時，楊月樓還沒有進宮，但名望已經有了，卻仍然逃不過嚴刑拷打，生要把他說成誘拐，原因就是男方父親不能接受楊月樓的伶人身份。
楊月樓的職業(yè)為伶，與良家女子戀愛，就成了通奸罪，遂查依誘拐之律擬予軍遣，去經受恐難消受的四千里塞外之風塵。
這個案子，發(fā)生在清朝中晚期，伶人及其家族處境已有較大改善，但仍然不能接受與其通婚，從官府對楊月樓用以極刑，遍施各種酷刑，也可流露出官府的真實態(tài)度。
此案最后以誘拐結案，楊月樓發(fā)配遠徙，幸得后來慈禧赦免，而韋阿寶交官媒擇配。
需要關注的是，案子中的女主角韋阿寶，因為與伶人相戀愛，不同社會等級之間的婚配，在當時成了道德淪喪的行為，恐已壞了名聲，因家長不愿收領，早已發(fā)交善堂擇配，悲凄心情可想而知。
除了婚姻和科舉一輩子壓制著伶人，甚至連衣服都不能隨便穿。
對于伶人及其家族的服飾各代都有規(guī)定，與一般民眾加以區(qū)別，以示貴賤身份。
北宋時期，據傳伶人一般乃穿黃色服裝，頭戴牛耳幞頭。
《通制條格》載有元代規(guī)定，伶人須是穿皂軫子，戴角冠兒，伶人家族則為果青巾，婦人紫襪子，且不得戴笠子，穿金衣服。
《元代·順治本帝》也有記載：禁倡優(yōu)盛服，許男子裹青巾，婦女服紫衣。
《明史·輿服志》也載：教坊司伶人常服綠色巾以別士庶之服。
樂人皆戴鼓吹冠，不用錦絳，惟紅搭膊。
服色不拘紅綠。
教坊司婦人不許戴冠穿褙子。
樂人衣服只用明綠、桃紅、玉色、水紅、茶褐色。
俳色長、樂工，俱皂頭巾雜色絳。
這樣一來，伶人成為社會眾矢之的，也使伶人及其家族時刻不忘自己身份，從而在社會視覺圖像上成為一個特殊的階級。
《通制條格》還記載：元代倡家出入服皂褙子，不得乘坐車馬。
劉辰《國初事跡》載有明代規(guī)定，伶人不許街道中走，止于道邊左右行。
清代乾隆末年，魏長生因為乘坐與身份不符，被御使杖之途。
一些文士對于伶人坐車乘轎更是極為憤慨，稱：優(yōu)伶之賤，竟有乘軒赴演者。
元代《事林廣記》卷上《蒞官政要》規(guī)定為官者三種人不得進入家門，即伶人、牙婆和尼姑，因為此三種人乃為不祥之人，進門容易招致禍害。
明代高攀龍在《高子遺書》中稱，與伶人相交危害極為深重，一是妨礙士人讀書;二是銷蝕高尚之襟懷，使人趨于粗俗;三是在潛移默化中引人為惡。
清代周思仁在《家訓》中也稱，六種人不可進入家門，即妓女、優(yōu)伶、賭徒、師巫、藥婆、買淫具者，乃為杜邪。
在這些家訓中，伶人與妓女、賭徒、買淫具者等人同等。
凡上述種種，都在一一告知人們，伶人的地位有多低，都是憑借演戲為生，古今差距之大， 是令人瞠目的。
在這種社會環(huán)境下，伶人認同了自己低賤的身份，試圖抗爭的人不是沒有，但試圖改變伶人地位的人卻很少。
到了民國初年，我們在伶界中才發(fā)現(xiàn)一個想積極替伶人提高身份的人，這人是田際云。
鹿原學人在《二百年史》里有這樣一段記載： 際云以私寓制度，為伶界奇恥，欲上書廢止之 宣統(tǒng)三年。
呈未上而被私寓有力者阻撓;御史某受賄，誣彼以暗通革命黨，編演新劇，辱罵官僚之罪名下諸獄者百日。
民國成立，彼以貫徹初衷故，請愿禁止私寓，終致成功。
又請廢止女伶兼營娼業(yè)者，亦得其許可。
隨后田際云又和楊桂云、余玉琴、王琴儂、孫硯亭等組織了一個新式的伶業(yè)團體，叫作正樂育化會，來接替梨園公所。
諷刺的是，田際云雖然致力于提高伶人的地位，卻禁止自己的后代繼承自己，可見從根本上還是對伶人這個行業(yè)不齒。
伶人地位低下其實并不是好現(xiàn)象，畢竟他們在用勞動生產文藝，豐富了人們的生活。
但今日這樣，仿佛又成了另一個極端，演員的收入和地位明顯高于他們所帶來的效益。
或許很多年后歷史也會重演，到那時，不知后人又會如何看待今日之現(xiàn)狀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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